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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走出去”需加强政策扶持

2012/07/06 16:29:16

来源:中国贸易新闻网

编者按: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近几年,“中国力量”异军突起,持续增加的对外投资额,数量见长的海外并购案,这些都是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有力佐证。

然而,另外一个现实是,国内海外投资相关法律已经明显落后于企业出海的速度。行政多头管理、审批手续繁杂严重阻碍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

从2008年至今,受制全球经济危机的不断深化以及欧债危机日渐加剧,世界经济格局正经历着重新洗牌的过程。大量曾经活跃在全球并购市场上的欧美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陷入财务困境,投资更加谨慎,收缩战线,对潜在的并购交易无暇顾及,降低了并购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

然而,随着中国民营企业自身实力的增强,本土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近些年,本土企业海外并购的步伐加快并呈现平稳发展态势。甚至,有人称近几年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年”。

有数据统计,2011年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和金额均创纪录,交易数量207宗,金额达429亿美元。进入2012年,并购势头更加猛烈。

今年伊始,山东重工斥资3.74亿欧元斩获全球豪华游艇巨头意大利法拉帝集团75%的控股权;三一重工3.24亿欧元收购世界著名混凝土设备商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国家电网以3.87亿欧元收购葡萄牙国家能源网公司25%的股份。中国企业在全球的并购,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势头。

“走出去”路上“限制多、扶持少”

虽然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业内人士分析,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除了不熟悉国际惯例和规则、对投资的环境和政策法规也了解甚少、在文化上亦存在差异、缺少对方的详细信息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国家政策的保障不足。有不少企业抱怨,中国企业走出去“限制多、扶持少”。

“对于‘限制多,扶持少’这个说法,我基本同意。” 中银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宋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国现有的境外投资法规体系还不健全,缺乏全面配套的法律法规,效力层级不高,主要侧重于监管和防范风险,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保护和扶持力度不足。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主任吴用也向记者表示,我国目前有关境外投资的国内立法,存在立法层级过低的情况,许多规章制度与目前境外投资的实践需求脱节的弊端日益凸显。

目前,我国关于境外投资主要的立法包括商务部于2009年颁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于2004年颁布的《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此外还有国资委颁布的2012年《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2011年《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外汇局颁布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以及简化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的通知等。

“但上述立法从层级上看均为部门性规章制度,缺乏一个关于境外投资的法律法规,这就造成我们在境外投资问题上政出多门、缺乏体系性,规章繁琐且常常互有抵触,从而使境外投资主体出现适用法律困难的现象。”吴用对记者表示。

呼吁出台新政简化审批手续

虽然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但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政府在提供法律保护、政策引导、制度保障,以及税收、融资、信息和咨询服务等方面的功能还不健全。

“国家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在企业境外投资的审批环节、海外投资非商业性风险担保、海外投资国家信贷、外汇管理审批、税收饶让、重点行业税收优惠等方面目前都有一定的规定,但是仍有提高的空间。”吴用向记者介绍说,“目前,民营企业境外投资需经发改部门和商务部门审批,特别是超亿美元的重大投资项目,逐级审批一般需要耗费4个月以上的时间,要求提供的材料复杂,程序比较繁琐。”

对此,宋旭也认为,现有的审批制度手续比较复杂,各监管部门的管理职能和分工存在交叉重叠现象,应当制定统一的行政法规,通过简化审批手续,减少审批环节等手段,解决上述问题。

山东高行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东在接受采访时也表达了相同的想法。他指出,相关政府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配合企业“走出去”的法律法规,可以说政策通道已经打通。尽管如此,如果不熟悉相关政府审批流程,严格且较长的审批程序将可能影响到国内收购方在并购谈判中的反应时间和交易条件,由此产生交易的不确定性,这不仅将降低国内收购方在境外目标公司眼中的信誉度,错过最佳出价和成交时机,甚至直接导致并购失败。另外,通过政府协调,可以防止国内企业对同一项目一拥而上的现象发生,有效地避免相互竞争。因此,为了争取主动,及早了解相关的审批政策及程序是十分必要的。

据国家发改委人士透露,该部委正在牵头制定“境外投资管理条例”、修订《境外投资项目暂行管理办法》,法规有望年内出台。为规范境外投资提供法律法规的保障,还要不断完善境外投资的管理制度,继续搜索简化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核准手续的解决办法。

“该法规的出台,不仅会精简审批手续,还有望取消发改委对民企海外投资的审批,改为申报制,这样可以避免多头审批、反复审批的窘态,大大促进民企的境外投资效率。”吴用这样告诉记者。

据业内人士分析,即将出台的法规将为规范境外投资提供制度保障,继续简化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核准手续的解决办法。它的出台将规范民企海外投资有序地开展竞争,有利于提高并购率,避免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除了研究制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有关部门还将出台“对外劳务承包合同管理制度”,并推动金融、外汇、保险、财税、人员出入境等方面在政策上的便利化。



海外并购要重视风险防范

各国在经济低迷的时候,虽然鼓励外来投资,但是对于行业的并购也会越发慎重。国外的法律法规、用工政策、工会等影响并购成败的因素都将被放大。

目前,中国多数跨国企业依然是分散的对外投资,而非出于加速全球一体化的生产体系和完善的全球产业链的考量。

由于缺乏对外投资的经验和相关分析机制,加上浮躁心理和急功近利,一些“走出去”的企业对项目缺乏科学严谨的分析研究,对于投资对象国的具体情况调查不够,导致项目投资最终失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华黎明近日表示,2004年以来,中国共有14家企业在海外产生巨额亏损,累计亏损额达950.5亿元。实际上,这只是冰山一角,中国对外投资真实存在的风险要比现在已经暴露出的大得多。其中,法律风险是海外并购必然面临的最大风险。

针对目前我国海外并购交易失败率高,同时境外投资亏损居多的现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主任吴用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具体包括:

第一,对东道国国家安全审查等政治风险估计不足。例如,在“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案件中,尽管交易双方均已签署收购法律文件,但由于美国政府施压,从国家安全审查的角度进行干预,从而最终导致并购失败;

第二,对东道国环境立法认识不足。例如,在中信集团西澳洲磁铁矿项目并购中,由于未能认识到当地原住民对于环境问题的高标准,从而导致并购未能实现预期利益;

第三,对东道国劳动用工立法认识不足。例如,在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案件中,由于对东道国严苛的劳工法律和强大的公会组织认识不足,不断出现企业工人的罢工事件,从而导致收购失败;

第四,对东道国反垄断立法认识不足。例如,在中集集团收购荷兰伯格公司案例中,就由于未能考虑欧盟反垄断法的规定,从而放弃了部分优质资产;

第五,境外投资企业监管不利。例如,在中航油陈久霖案件中,由于境外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引发境外投资失败,导致巨额国有资产流失。

中银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宋旭认为,和国内投资明显不同的是,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在国内投资,主要考虑所投资项目的投资风险,在境外投资还面临着安全风险、政治风险、国家(地区)语言文化、法律制度差异导致的风险。这主要体现在:对外投资产业政策和行业导向不明确,导致企业盲目投资;对海外经营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缺乏有效监管,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对企业海外投资缺乏必要的保护制度,使得企业无法抵御投资国较大政治风险等。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所涉法律关系复杂,涉及的法律众多。有专家指出,当这些投资目的国存在法律不健全、歧视性执法的现象,潜在的法律风险就可能转变为一种现实危害,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必须要有明晰的法律风险控制策略。这既需要国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服务支持体系的健全,也需要资金融通等政策的保驾护航。

业内人士认为,企业要认真地研判海外投资环境,尤其是要熟悉当地的法律环境,同时要充分尊重当地的文化,避免因文化冲突导致海外投资合作的失败,认真做到有效防范和充分化解投资风险,达到获取最大利益的目标。

政府也应该按照市场导向和自主决策原则,切实加强对境外投资的宏观指导,建立健全境外经营风险评估体系、风险防范机制和境外风险应急体系,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

总之,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必须明确并购的战略定位,谨慎选择并购目标;要加强与东道国的沟通,做好并购前的法律准备;还要正确选择整合的战略规划,培养跨国经营的人才,才能保证海外并购顺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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